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昨天（4月11日）正式推出了政府雄心勃勃的新产业政策。
总理称，他所领导的政府将站在“新浪潮”的制高点，推动公共资金激励私营部门发展。
他指出，一场全球性的“革命”正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和中国发声，各国政府相继推出产业政策，大力度扶持国内企业。他宣布，澳大利亚也有加入的打算。
他说：“我们需要打破旧有正统观念的愿意，拉动新型杠杆来促进国家利益……将市场工具与政府行动结合起来。”
换句话说，就是将来自纳税人的公共资金投入可再生能源、高科技制造业和其他“未来”产业。
几十年来，这种“挑选赢家”（picking winners）的想法一直倍受西方政策制定者诟病，但在亚洲经济体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
但是，有证据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美国，拜登政府向私人企业投资成千上万亿美元，这引发了其他发达国家紧张效仿。
而中国作为政府干预企业方面的大师，已经在太阳能光伏板行业和电动汽车行业占据主导先机地位。
但在谈到澳大利亚究竟如何在这场新的“环保产业热潮”（green rush）中创造财富的问题时，阿尔巴尼斯总理没有透露细节。
至少就目前而言，他宣布的新《澳大利亚未来制造法案》（Future Made in Australia Act）更像是为“老酒”装“新瓶”，重新为已经存在的制造业基金及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措施换上了新装。
但新立法推出的事实表明，今年5月公布的联邦预算案将有望出台一些新的措施。
那么正确实施这些产业政策的前景会怎样？一起来看看专家的看法和此前的各国经验。
零和博弈游戏
西方政府对产业进行更多的干预的新一轮政策始于美国。究其原因是气候变化问题。
拜登总统的《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向各类项目注入了五万亿美元资金，以帮助实现净零碳排放转型。
这背后还有其他动机，那就是与中国竞争、通过扩大经济产能来降低通货膨胀。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因素，这项政策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全球目标创造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经济格局。 从现在到2050年，大部分经济活动实际上都是预先规划好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实现能源、工业、交通和农业的低碳排放。
换句话说：挑选胜者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获胜者必须具备什么。
我们不知道什么呢？ 那就是谁将从所有这些举措中获利受益。
这引发了一场竞赛。 尽管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从政府产业干预措施的展开方式来看，并非每个人都会是赢家。
美国首先采取了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认识到中国的政府产业干预带来了优势。
随后欧洲等发达国家陷入到恐慌。
尽管阿尔巴尼斯表示，这是一场竞赛，“不是一场拍卖会”——换句话说，这并非赢家通吃，法国总统马克龙却没有那么含蓄。
据报道，他称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对欧洲企业“超级挑衅的”（super aggressive），因为这个法案只优先考虑美国企业，而不包含欧洲企业。
这一观点得到了欧洲和亚洲发达经济体政治家的广泛认同；一位韩国政治家就曾把《通胀削减法案》形容为是一种“背叛”。
但一旦美国采取了行动，其他国家就要被迫采取行动。 欧盟委员会推出了自己的《绿色工业计划》（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韩国推出了类似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日本推出了《经济安全促进法案》（Economic Security Promotion Act）。
阿尔巴尼亚政府已经采取了类似行动，设立了150亿澳元的国家工业启动基金（National Reconstruction Fund，NRF），为制造业项目注入贷款、资金担保和股权。
这个基金还在氢能、电池制造和太阳能光伏板方面投入了大笔投机性投资（speculative investments）。
商业企业团体持“质疑”态度
但这些计划的初期记录显示取得成功并非易事。
即使是经济规模庞大的美国也遇到了困难与阻碍。《通胀削减法案》的资金很快就花光了，但还经常遇到监管障碍、供应链困境和项目遭取消的难题，这不仅减缓了进度，而且成本也飙升至超过一万亿美元。
包括欧洲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计划在筹集资金的速度方面要慢得多。截至目前，澳大利亚的国家工业启动基金尚未给任何项目拨款。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经济学副教授史蒂文·汉密尔顿（Steven Hamilton）表示，澳大利亚面临着难以克服的规模障碍。
他说：“美国的制造业近几十年来曾遭受重创，其制造业工人数量与澳大利亚的工人数量大致相当。”
“有了这样的规模，就能以合理的成本进行生产。 [这]与在澳大利亚情况却不尽相同。”
他说：“在没有庞大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出口是澳大利亚实现规模化的唯一途径。但澳大利亚距离可以销售产品的市场都很遥远，运输成本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政府补贴多少，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是资金确定性方面的问题。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承诺一旦当选会废除《通胀削减法案》，这让企业对政府资金的依赖变得更加不确定。
在澳大利亚，联盟党一直对国家工业启动基金持高度批评态度，这表明澳大利亚也面临着类似的障碍。
雇主组织澳大利亚工业集团（Australian Industry Group）首席执行官英尼斯·威洛克斯（Innes Willox）表示，政治分歧的遗留问题让企业对与政府合作持谨慎态度。
“数十年的政策拖延、虚假期待、逆转和言行不一让我们没有时间，也不敢采取行动。 然而，今天我们受邀做出难以置信的思想改变，那就是更多的政府指导和扶持是解决所面对困境的答案。”
他表示，企业界将“带着质疑，甚至惊慌的心情看待政府的承诺……从根本上说，政府应该是推动者，而不是实施者。”
工会的热情却很高涨。 澳大利亚总工会（ACTU）主席米歇尔·奥尼尔（Michele O'Neil）称这一计划的宣布“对工人和气候变化而言是历史性的一步......这将帮助澳大利亚在全球清洁能源未来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政府的一小步，还是一大步？
汉密尔顿博士表示，澳大利亚应该从“几十年来惨痛经验中汲取教训”，要成为领跑者十分困难。
“我们花费了大笔资金，残酷地将数以万计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的工作生活与一个没有真正未来的行业捆绑在一起，”他以汽车产业为例说。
“澳大利亚政府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打造汽车产业，但是因为忽视了这个行业长期难以生存的现实问题，向次产业投入了大笔补贴，但这个产业却从未成为一个能够不靠补贴，独立生存发展的行业。”
“我以为我们已经吸取了这些教训，但显然没有。我们重返糟糕的过去。”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Jim Chalmers）则要乐观得多。查默斯先生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的忠实粉丝，她最近访问过了澳大利亚，提出了她自己的论点，即历史上最成功的创新发生在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执行的“任务”上，就像美国登月时期的情况那样。
政府目前的任务距离百姓的生活更近，但同时也具有高度。
“我们拥有无限的潜力，”阿尔巴尼斯先生说。 “我们知道外面世界充满机遇，而且我们知道世界不会等待我们跟上脚步。”